信纸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常见的横格笔记本纸，折得整整齐齐。打开后，只有短短几行字：

    >“我也曾是第八个。

    >可我不敢写下名字。

    >直到昨天，我听见你们念《迎春辞》，

    >才知道，原来沉默也可以被原谅。

    >今夜，我把母亲的日记交还给你们??

    >她叫林秀英，1969年插队至内蒙古，

    >死于1972年冬雪夜，年仅二十一岁。

    >日记本最后一页写着：

    >‘如果有人记得，请替我说：我没有后悔来过。’”

    信末附了一张照片：一个年轻女子站在雪地中，怀里抱着一摞书，笑容灿烂。她脚上穿着一双蓝布鞋，鞋尖微微翘起，像是随时准备奔跑。

    我立刻联系内蒙地方志办，请求协助核实林秀英的身份。三天后，回复传来：确有此人，档案记载其为北京下乡知青，擅长诗歌创作，曾在当地报纸发表散文《雪原上的灯》，后因感染肺炎去世，遗物由家属收回，唯独一本日记下落不明。

    “现在找到了。”我在回函中写道，“它正在被人阅读。”

    当晚，“女徒工坊”迎来第一批正式学员。三十个女孩，年龄从十岁到二十岁不等，来自全国各地。她们围坐在长桌旁，手中拿着针线，学习最基础的“三进一退”锁边针法??这是陈玉梅当年创的技法，既能加固鞋底，又能暗藏文字。

    我站在讲台前，举起那本《灶火集》，翻开空白页。那行“线已接上，火未熄”的字迹仍在，墨色竟比前些日子更深了些。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学绣诗吗？”我问。

    一个小姑娘举手：“因为……诗比人活得久？”

    我笑了：“不止如此。诗是心的声音，而针线是手的记忆。当我们把诗绣进布里，就等于让心和手一起说话。哪怕百年之后，布朽了，线断了，只要有人愿意看，就能从残片中拼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就像我们今天做的这样。”

    课后，林小满带来一台修复完成的老式放映机，说是从山西一位退休教师家中收来的。那老师曾是知青宣传队成员，保存了一批胶片，其中一段竟是1970年灯塔小组排演话剧《春讯》的现场录像！

    我们连夜架设设备，在院子里支起白布幕。夜幕降临，近百人静静坐着，看着那黑白影像缓缓流动：七个少女身穿蓝布衫，站在简陋舞台上，手持自制道具，朗诵着一首首自创诗歌。镜头扫过观众席，全是冻得通红的脸庞，可每个人都在笑。

    突然，画面一颤，出现一个特写??杨素芬站在台中央，手中握着一根红线，正将它系在六位同伴的手腕上。她大声说：“今天我们不是演员，我们是信使！这根线连着过去和将来，谁要是忘了我们，它就会勒进他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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