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林修远。

    他的左耳缺失了一块，右颊有道深疤，但眼神依旧清亮。他对着镜头笑了笑，然后开口，声音因久未言语而干涩：

    “如果你们看到这段影像，说明我终于没有白等。我是林修远，1975年从乌鲁木齐康复站逃离，一路北上，途中遇见三十七个和我一样的‘病人’??他们被定义为‘思想偏差’‘情感错乱’，实则只是爱错了人。我们组成地下联络网，代号‘春风’，传递信息，掩护逃亡者，记录迫害事实……”

    画面切换，出现一群人的面孔。有的低头，有的直视镜头，有的搂着同伴肩膀。每个人胸前都别着一枚小小的铜制徽章，形状是一棵槐树。

    “这是我们的标志。”画外音继续，“南锣鼓巷的槐树，是佩佩在信里提到的最后一处自由之地。我们把它刻在心里，也刻在每一处藏身处的墙上。”

    镜头转向一本摊开的册子，封面上写着《沉默者名录》。林修远的手指一页页翻过，念出名字：“李志国，沈昭，周文，赵承业，吴桂芳……还有我的晓月。她没能逃出去。他们在电击室杀了她，可她死前还在墙上刻‘爱’字。”

    我的手指紧紧掐进掌心。

    “但我们没输。”他的声音突然坚定起来，“他们以为电击能抹去记忆，监禁能斩断情愫，可人心不是机器，关不住，也毁不掉。我们写下日记，藏起胶卷，把证据埋进冻土。只要有人记得，我们就还活着。”

    画面最后，是他站在雪地中，身后是蜿蜒的山脊。他举起相机，自拍般将镜头对准自己，说：“我把所有资料分三份藏匿。一份在内蒙古墓地通道，一份在乌鲁木齐老邮局墙洞，最后一份……在我妹妹家的老宅地窖。若我未能幸存，请找到它们，交给南锣鼓巷的人。那里有人懂得如何让光重现。”

    影像结束，灯亮起。没有人动。泪水在许多人脸上流淌。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孩站起来，问：“林老师，那个妹妹……找到了吗？”

    我摇头。陈默却突然开口：“我知道她是谁。”

    我们所有人都看向他。

    “1978年，边境派出所登记过一名叫林秀兰的女人，申请探亲回国。她丈夫是华侨，定居马来西亚。她只待了三个月就走了，走前去过一次南锣鼓巷，但在巷口站了一会儿，又转身离开。当时没人注意她，可档案里有张照片??她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全家福，上面有个男孩，眉眼和林修远一模一样。”

    “她在哪儿？”我急问。

    “去年去世了。但她女儿还在吉隆坡，叫林婉。”

    当天下午，我们通过大使馆联系上林婉。她听说父亲留下的胶卷已被找到，泣不成声。她说母亲一生未再提哥哥的名字，却每年清明烧纸时，总多摆一副碗筷。家中老宅确有一处地窖，近年翻修时发现暗格，内有铁盒，锁已锈死，不敢擅动。

    我们决定南下。

    一周后，我和陈默踏上马来西亚土地。吉隆坡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