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宝点点头，他也不是那矫情的人，今天找小耳朵也确实是有事儿，

    “哥，我今天上部里开会，会议的内容跟你们有关系…”

    小耳朵马上聚精会神的听着大宝讲话，以大宝这个级别能提到跟他有关系的，肯定不是小事儿，

    “半个月前，观音寺的马六，他手下有一个混混叫贺兰，这个贺兰拐了一个小姑娘，没想到这个小姑娘的爷爷是红墙里面的大人物，

    当时都动用了军队找人，等找到人的时候，小姑娘已经被贺兰他们几个给霍霍了，虽然马六和......

    林淑芬的巴黎之行定在了来年三月初。此时北京的初春刚刚回暖，胡同里的柳树抽了新芽，南锣鼓巷的游客也多了起来。研究中心的“记忆之屋”门口，依旧排着长长的队伍。林淑芬站在展馆二楼的回廊上，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有的认真记录，有的低声交谈，有的则站在展柜前久久不愿离去。

    她知道，这些年轻人中，有些人只是出于好奇而来，但也有不少人，是真正想了解那段被尘封的历史。她轻轻叹了口气，转身回到办公室，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欧洲之行做准备。

    巴黎的邀请函已经寄到，讲座的安排也基本确定。林淑芬计划在讲座中展示她在朝鲜、越南、老挝等地收集到的战地通讯员资料，并结合“亚洲战地记忆计划”的阶段性成果，讲述战地记录者如何在战争中坚守真相，又如何在和平年代被遗忘。

    “我们不能让他们的声音被埋没。”她在给巴黎大学教授的回信中写道，“他们的文字，是历史的见证，是人性的火种。”

    出发前，她特意去了趟“记忆之屋”的库房。那里存放着她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包括朝鲜老通讯员的日记、越南战地记者的录音带、柬埔寨通讯员的遗书，以及许多未曾公开的信件与照片。

    她轻轻打开一个木箱，取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这是她在老挝收集到的一位老通讯员的日记，记录了他在战争最后一年的经历。她翻开其中一页，上面写着：

    “今天，我看到一个孩子在废墟中哭泣，他的父母被炸死在不远处。我举起相机，却迟迟不敢按下快门。我告诉自己，我不是记者，不是士兵，我只是个记录者。但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突然明白，记录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林淑芬合上笔记本，眼眶有些湿润。她将它小心地放回箱子，叮嘱助手在她离开期间妥善保管这些资料。她知道，这些文字，不只是她个人的研究成果，更是整个时代的见证。

    三月中旬，林淑芬搭乘航班飞往巴黎。飞机穿越欧亚大陆，跨越时区，最终降落在戴高乐机场。机场外，巴黎的天空灰蒙蒙的，空气中带着一丝潮湿的寒意。她拖着行李箱走出航站楼，看到前来接机的巴黎大学助理研究员安娜正举着牌子等候。

    “林教授，欢迎来到巴黎。”安娜热情地迎上来，接过她的行李，“教授已经在等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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