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阿禾时，她正蹲在孤儿院后院的老梨树下，给一只断了腿的流浪猫喂馒头。

那年我六岁，刚被送到这里，攥着衣角躲在铁门后，是她回头冲我笑，露出两颗浅浅的虎牙：“新来的？我叫阿禾，以后我罩你。”

那时阿澈也在，他比阿禾小两岁，比我小一岁，正趴在石桌上画画，听见声音抬头，睫毛上还沾着点铅笔灰。

阿禾说他是她捡来的弟弟，就像捡那只猫一样。

后来我也成了她的弟弟，三个没有血缘的孩子，在漏风的旧楼里，凑成了半个家。

孤儿院的日子清苦，冬天没有暖气，我们三个挤在一张小床上，阿禾把最厚的被子让给我和阿澈，自己裹着薄被，却总说不冷。

夏天蚊子多，她整夜扇着蒲扇，先给我们扇睡了，自己才敢合眼。

她总把食堂里仅有的鸡蛋省下来，剥了壳分成两半，塞给我和阿澈，说自己不爱吃蛋黄。

我十岁那年发高烧，烧得迷迷糊糊，听见阿禾在床边哭。

她抱着我跑了三里路去镇上的卫生院，路上摔了好几跤，膝盖磨得血肉模糊，却没松开我分毫。

医生说再晚来一步就危险了，阿禾坐在病床边，一边给我擦汗，一边用袖子抹眼泪，声音哑得像砂纸：“以后不许再生病，听见没？”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阿禾于我而言，早已不是姐姐那么简单。

我会偷偷把捡到的好看石子藏起来，等她生日时送给她；会在她缝衣服扎到手时，笨拙地给她吹伤口；会在她被院长批评时，偷偷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直到阿澈的腿出了问题。

阿澈十六岁那年，在工地打工时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伤到了腰椎。

医生说要做手术，费用要好几万。孤儿院拿不出钱，阿禾跪在院长办公室门口，磕得额头都红了，也没能借到钱。

那天晚上，她坐在阿澈的病床边，一夜没说话，第二天眼睛肿得像核桃，却对我们说：“别担心，钱的事我来想办法。”

后来我才知道，她找到了镇上开建材厂的老板。

老板说愿意出钱，但条件是让阿禾嫁给他的儿子——一个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