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离开的这个地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却从未真正了解它。

姥姥常自豪地跟我讲古：她小时候江上没有桥，过江要坐船，偶有天寒年景，江冻上了人才能从江上走过去。当年这里码头好，卖米卖布的都要来，很多货物也都从这里过，买卖繁盛，被称为“小汉口”。学校老师介绍这块平原，常给它冠以富庶的鱼米之乡之名。可眼前的景象却难以和这些印象关联上。

早年老城区马路两旁三四十公分粗、能左右拱卫形成绿荫走廊的法桐被一砍而尽，取而代之的是时常被打破白色玻璃灯罩的不锈钢路灯，下雨济水、走路崴脚的地砖和密密匝匝的小门面。抚平湖旁的立交桥和与之相接的双向四车道作为县里的面子工程，三不五时会打围维修，可这条水泥路不是丢了井盖就是被压裂了路面，仍五米一坑、十米一坎，骑车经过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县师范对面是棉纺厂旧址。大姑妈原是棉纺厂的职工，也是最早改制下岗的一批人。棉纺厂的厂房、机械和地都卖了钱给职工发遣散费。外地老板来开发建商场，建到一半烂尾跑了。后来又有人把它整改成商贸市场，却并没多少店家入驻，生意一直要死不活。现在这里两层楼的商铺大多开的是游戏厅、网吧、酒吧或KTV，白天冷清，晚上热闹。老板们私自隔出各种小包间、拉上各种彩灯、电线，如盘丝洞一般乱七八糟、破破烂烂。表姐曾告诫我晚上别往里走，里面喝酒、打架闹事、嗑药的多，对女生来说很危险。机床厂厂址还在，只是院门大锁，里面早已不开工，员工们大多停薪留职，自谋生路。初三暑假我与小妮子一同参加的那个补习班便在机床厂。那个班是职工家属办的，教室是一间厂办公室，红砖房的山墙和水泥台阶上大多爬上了肉茸茸的青苔，路边葱茏郁闭的大樟树上时而传来各种鸟叫声。厂区幽静，倒也适合念书。

新客运站在县城边缘，再往前、往左、往右便都算出城。客运站最早在桥头，也就是我家隔壁，紧挨着老城区的主街，后来配合新区建设搬到了抚平湖旁，兼顾了老城区和新城区两部分人坐车的便利，再后来就搬到了现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叫“新客运站”，它其实已经建好运营好几年了，只是大部分人还是习惯在桥头或抚平湖车站等车，不愿先花钱坐环城车出城到客运站，于是客车也还是从桥头到抚平湖再到新客运站沿路接人。大部分人保持着老习惯，于是新客运站无论建了多久，大家不去用，在概念里它就总是新的。

过了新客运站前的大转盘往南，临街的两层小楼、红砖房、土坯房越来越少，笔直的水泥路两旁除了高耸的杨树、扯着电线的水泥杆，便是各种田块。烈日噬咬皮肤的疼痛也妨碍不了我的各种猜测：路上有岔口有转弯吗？能找到吗？会出意外吗？见面了怎么开口？被拒绝怎么办？……

频繁找路人验证去砖瓦厂的路，所有人都告诉我“还早，向前”。直到路边的高坡上出现一段红砖墙和一个不显眼的铁门，我把自行车推上土坡，顺着门缝往里打探，刚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某某监狱，一身绿军装便挡在我面前，是站岗的士兵。我向他打听砖瓦厂和独立排，他说这里就是砖瓦厂，独立排在隔壁。我顺着他指的方向，在树枝遮掩的缝隙中找到个小铁栅栏门，门后是一个狭长、封闭的小院，门口粗壮的构树把这个小院顶遮了多大半。院旁一排矮小的平房，阴暗潮湿，住的人不多。孟班长见我找上门很是错愕，手局促地抬抬放放不知要落在何处，嘴张了几次，说了个“你”字就没了下文。班长身后的门框边时不时露出几双眼睛、探出几个半截脑袋听我们在说什么。

“还记得我吗？一个多月前建党文艺汇演的晚上，我们上次在学校操场见过的。那时说可以教我学乐器，现在我来了，能教我吗？”我笑着说道，尽量显得松弛、大方。这是我一路上推敲了许久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