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深冬，此时已经接近年关，滹沱河畔的芦苇荡被朔风掀起层层金浪，却盖不住空气中弥漫的血腥气。

九支打着不同旗号的农民军，正沿着泥泞的河岸缓缓汇聚——黑色“闯”字旗猎猎作响，旗下李自成一身玄色劲装，腰间弯刀还沾着未干的血痂。

“八大王”张献忠的杏黄旗紧随其后，他胯下马匹不安地刨着蹄子，甲胄上的箭孔透着冷风。

这是河北十年来最盛大的农民军会盟，却无半分喜庆，只有沉甸甸的绝望压在每个人心头。

几个月前，鞑子和蒙古铁骑破长城而入，不再是往年那般抢了就走，而是分兵六路，在永平、真定、顺德府等地筑营扎寨，留下近万精锐驻守。

最先撞上鞑子的，是活跃在保定府一带的“扫地王”张一川部。

那一日，张一川亲率五千精锐伏击鞑子粮队，本以为是稳操胜券的突袭，却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戮—。

鞑子骑兵催动战马，弯刀划出的寒光如暴雨般落下，农民军手中的锄头、削尖的木棍，在铁甲与马刀面前脆如薄纸。

不到两个小时，五千人倒在血泊中，张一川战死前，只看到鞑子士兵踩着同伴的尸体，面无表情地收缴武器，那眼神里的漠然，比死亡更令人胆寒。

消息传到各支农民军大营时，所有人都意识到，天变了。

往年鞑子南下，抢够了粮食、牲畜便北返，农民军与明军虽打得你死我活，却能在鞑子退去后，从残破的土地上再刮出一线生机。

可如今，鞑子像钉子一样扎在北方，占了城池就修堡垒，抓了壮丁就编民户，分明是要把河北、山东变成他们的地盘。

更可怕的是，明军早已没了阻拦之力——崇祯帝调去北方的边军，要么被鞑子打散，要么龟缩在山海关、保定等孤城不敢出战，对农民军的“围剿”早已名存实亡。

可没了明军的威胁，农民军却陷入了更大的绝境。鞑子在各地设卡，断了粮道。

骑兵日夜巡逻，打散了农民军赖以生存的小股游动作战。

过去几个月，十几支小股农民军要么被鞑子剿灭，要么被李自成、张献忠等大势力吞并，最终只剩下九支能凑齐万人以上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