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0月1日，伦贝格郊外一个偏僻的地方。

废弃酒馆的地窖里，七个人影围坐在生锈的铁炉旁。炉火将他们的脸庞映得忽明忽暗。

“动手吗？”矿工斯坦尼斯瓦夫的声音像砂纸摩擦。

“还不是时机。”戴着金丝眼镜的哈尔斯基推了推鼻梁上的镜框，镜片反射着火光。作为伦贝格第四中学的拉丁文教师，他在这群人中显得格格不入——干净的衬衫领子，修剪整齐的胡须，说话时还习惯性地引用西塞罗的话，虽然只是个老师，不过大家都喜欢叫他教授。

“好时机？你在开玩笑吗？”瘦高个安东尼猛地站起来，差点撞到低矮的天花板，“那个奥地利佬七年来第一次踏足加利西亚，就在离这儿不到二十公里的地方！上次他来还是1865年，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坐下，安东尼。”教授哈尔斯基的声音很平静，但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你以为皇帝是傻子吗？昨天我专门去火车站附近转了一圈，光是穿便衣的密探就不下三十个，更别提那些全副武装的禁卫军了。”

“禁卫军？”刀疤脸约瑟夫冷笑一声，脸上那道从左眼角延伸到下巴的伤疤随着表情扭曲，“都是些花架子，我当过兵我不知道，皇帝身边的禁卫军现在就是个花瓶军，好看罢了，已经很久没打过仗了。”

“但是他们很警觉。我今天看到的防卫布置......”他摇摇头，“三层警戒线，每隔五十米一个哨岗，屋顶上，e，好像也有人。要是现在动手，我们连他的马车都接近不了。”

“那又怎样？”刀疤脸的约瑟夫猛地站起来，“我们已经等了三年！三年！当初我们七个人跪在圣母像前发誓，要为波兰流尽最后一滴血。现在呢？我们像老鼠一样躲在这个臭水沟里！”

“坐下，约瑟夫。”哈尔斯基的声音依然平静。

“我不坐！”约瑟夫一把掀翻面前的木凳，“你们知道吗？上个月在华沙，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就一个姑娘！她朝俄国总督的马车扔了颗炸弹。虽然没炸死那个混蛋，但至少她试了！而我们呢？我们这些大男人在干什么？”

“那个姑娘被当场打成了筛子。”哈尔斯基说。

“那又怎样？至少她死得像个波兰人！”

“我理解你的心情。”教授哈尔斯基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但是请看看我们现在有什么——七个人，四支老掉牙的洛伦茨步枪，两把左轮手枪，还有一些自制的炸药。这够干什么的？”

“够炸掉一辆马车。”最年轻的成员，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塔德乌什小声说道。

“如果能接近的话。”教授哈尔斯基苦笑，“但我们接近不了。而且就算成功了，然后呢？我们七个人都会被当场击毙，而奥地利会派来一个更残暴的总督，加利西亚会遭受更严厉的镇压。”

“所以你就想一直等下去？”约瑟夫不耐烦地摸着腰间的匕首，“等到我们都老死？”

“不。”教授哈尔斯基合上本子，“我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准备。卡里姆少尉已经答应再给我们弄些武器，还有那个对皇帝不满的小贵族——”

“小贵族？”安东尼嗤笑，“你是说那个因为没分到莫桑比克的种植园就哭哭啼啼的瓦里西期男爵？他胆小的连自己的影子都害怕！”

“但他有钱，有关系。”教授哈尔斯基坚持道，“而且他在第三轻骑兵团有熟人，能打听到皇帝的行程。”

“哎，”煤矿工人斯坦尼斯瓦夫站起来，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你们知道吗？维多利亚女王已经遭遇了六次刺杀！六次！爱德华·奥克斯福德才十八岁，一个人，一把手枪，差点就成功了。约翰·弗朗西斯，一个木匠，也是单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