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11月11日。

一篇题为“如果俄国再次入侵奥斯曼帝国，我国是否需要再次参战？”的社论发表在法国《世界箴言报》上，作者署名为“一位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者”，街头巷尾的巴黎人都认为可能是某位政府高官。

清晨，在蒙马特尔区一家名为“两磨坊”的小酒馆里，几位工人和他们认识的小报记者坐在角落的桌旁，面前摊开着当天的《世界箴言报》，热烈讨论着这篇引起轰动的社论。

“听听这段话，”一位穿着有些油灰味的衣服的工人大声说道，“'法兰西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超过9.5万名士兵战死沙场或死于疾病，军费开支近15亿法郎，这是帝国一整年的收入。而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谁？是那个不知感恩的奥斯曼帝国，他们从我们这里获得了安全保障，却拖欠我们数亿法郎的债务不还。”

“作者显然是在为不干预政策铺路，他提到与十年前不同，如今普鲁士已经成为欧洲大陆的新威胁，法国必须保留足够的力量应对莱茵河对岸的挑战。分散我们的军事力量去保护一个已经病入膏肓的帝国，对法兰西的国家利益毫无裨益。我赞同他的观点，我们现在首要的是对付那些该死的普鲁士蛮子。”一名工人嚷嚷完之后就拿起啤酒喝了一大口，“法兰西万岁。”

他对面的记者朋友则是摇摇头，“爱维尔，我不得不说，你们看问题太片面了，如果我们放任俄国人在巴尔干攫取利益，那么欧洲的力量平衡将被彻底打破。俄国将控制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这对法国的长期利益是灾难性的。别忘了，帝国目前控制了一半的意大利地区，埃及也正在渗透中，苏伊士运河正在挖掘，如果成功了，帝国很有可能掌握整个地中海，这时候让俄国人进来，显然不是个好主意。”

“可我们首要的敌人肯定是普鲁士人！”那名工人怒目圆瞪，“我们还有两三百万同胞在敌人手里面。”

“肤浅！”

两个人很快嚷嚷了起来，就因为这件所谓的国家大事推搡起来，尽管他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显然，巴黎的民众对政治很感兴趣。

仅仅两天后，被视为共和派喉舌的《法兰西人权报》就刊登了一篇针锋相对的回应文章。这篇文章从法国的国家荣誉和国际地位出发，强调了参与干预的必要性：

“法兰西作为欧洲的领导者，有责任维护大陆的均势和秩序。若我们袖手旁观，任由俄国和奥地利瓜分奥斯曼帝国，不仅仅仅将损害我们在地中海地区的根本利益，想想普鲁士吧。如果法国在东方问题上表现出软弱，那么柏林的野心家们会认为我们在莱茵河和洛林、阿尔萨斯问题上同样缺乏决心。我们必须要展示帝国的实力来震慑这些宵小之辈。”

随后，更多的报纸加入了这场辩论。保皇派的《秩序报》发表社论强调：“在这种关键时刻，法国人民应当团结在皇帝陛下周围，支持他的英明决策。拿破仑三世陛下凭借其非凡的远见卓识，必将引导法兰西在这场国际危机中采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路线。“

在巴黎的政治圈内，这场辩论更加激烈。外交部内部分裂为两派：以外交大臣莱昂内尔·德·穆斯捷为首的“谨慎派“认为法国应当避免卷入新的东方冲突；而以陆军大臣兰东伯爵为代表的“干预派“则主张法国必须阻止俄国扩张。

...

英国。

今年已经82岁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自从进入1866年之后，身体和精力就感觉大不如前了，有些嗜睡，虽然还不至于在政府会议上睡着，但是在自己办公室倒是有时会睡着，他的秘书经常要为他披上毯子。

他的医生劝他减少工作量，但帕麦斯顿总是摆摆手说：“到了我这把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