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表现出巨大灵性热情。还有人将表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极小之善描写为人人皆备，将发生于某一场合之事记录为整个扶桑的现象，所以欧洲与我在此所见到的，完全不同。”

对于书信描述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与范礼安一起经马六甲、澳门抵达扶桑的墨西阿神父亦极感震撼，他在1579年12月14日于口之津发出的信中说：“扶桑只报告好的，所以他（范礼安）和其他人都对扶桑基督教会产生了误解，认为它只是缺少主教与主教座圣堂，有许多国民可叙职为主教的、光辉的原始基督教会。”然而，以提供西式军火和对外贸易等世俗利益为诱饵，换取各地大名对教会的支持，是自沙勿略以来，扶桑教会经多次惨痛失败后总结出来、长期坚持、并行之有效的传统传教策略。

在范礼安首次巡视扶桑期间，他的确曾在1580年写给总会长的绝密报告中主张改变这一传统的传教策略。但是虔诚的信仰并不能代表一切，范礼安很快便屈从于事实，改变了这一过于天真的想法。他亲自出马，以提供枪枝、弹药为条件，换取了九州大名有马睛信的改宗。

因此，包括另一个次元的织田信长在内，强势的地方大名对天主教的宽容，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以及商业利益的需要，特别是对抗战国时期异常强大的佛教寺社势力。传教士在事实上成为战国时期，扶桑国内大名进行宗教对抗的手段，作为在扶桑根深蒂固，经营千年之久的佛教，并不是几个传教士和几杆枪炮就能简单撼动的。

实际上，中世扶桑的寺社是代表了先进的社会发展方向，城—城下町模式，最早就是由寺院的寺内町所进化而来。

佛教相对于扶桑来说，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宗教，而更为深入的成为文化、社会体制乃至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实际上并不是几个传教士在几十年里做做生意、买卖一下枪炮就能颠覆的，喜好南蛮、善待传教士闻名的织田信长等强势大名，实际上也正如范礼安所说，实际因贸易利润而对其友善，外加压制过于强势的寺社势力以及宗教和政治需要。即便是佛敌、赤鬼乃至第六天魔王的织田信长，最终依旧无法摆脱寺社，他在京都、乃至身死的住所本能寺，是佛教法华宗本门流的大本山；其戒名依旧是佛教的总见院殿赠大相国一品泰巌大居士、天徳院殿龙厳云公大居士、天徳院殿一品前右相府泰岩浄安大禅定门；其墓地还是佛教的本能寺、大德寺总见院、妙心寺玉凤院和阿弥陀寺。

在织田信长身亡后，最终掌握了织田家势力的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天主教政策。

在丰臣政权的早期，丰臣秀吉与天主教势力关系相当融洽。天正十四年（1586年）三月十六日，丰臣秀吉在大阪城接见了耶稣会传教士科埃略·加斯帕尔。

科埃略前往大阪城的传教团队非常庞大，除他本人在内，还有四名司祭，四名修道士以及三十名神学院教士，而1587年扶桑全国也不过只有113名传教士。

相对而言，关白的接待也非常豪华，丰臣秀吉亲自在前面为传教士带路，在向他们介绍参观了大阪城后，在城内设宴款待了科埃略一行人。

但是，传教士并未将扶桑人当做平等的合作对象，在双方谈判中，科埃略则表达了对丰臣秀吉进攻大明的支持，以给予丰臣秀吉两条Galleo（西班牙15至18世纪大型帆船），并在扶桑出兵的同时从菲律宾出兵在内的军事援助，来换取丰臣秀吉征服朝鲜和大明后，大明、朝鲜两地，以及一半扶桑的教权。虽然传教士并没有把扶桑当作平等合作对象，付出极少，而要求很高。

但是作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在传教士还尚可利用的情况下，丰臣秀吉不动声色，摆出一副合作愉快的态度，来对待把扶桑当廉价雇佣兵的西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