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佑二年，六月末，应天府（商丘）。

这座千年古都，在夏日骄阳的炙烤下，蒸腾着一股与汴梁截然不同的、更为粗犷而鲜活的气息。

作为运河枢纽、大宋南京，商丘的商业血脉远较寻常州府达。

虽无汴梁那般万商云集、百货萃止的恢弘气象，却另有一番特色：节奏更快，规矩更活，人情味更浓，甚至带着几分草莽般的狡黠与变通。

运河码头上，货船往来如织，装卸货物的号子声、讨价还价的喧嚷声不绝于耳。

与汴梁大宗交易多依赖钱庄票据、讲究程序章法不同，这里的商贩似乎更信奉“落袋为安”

和“快进快出”

。

随处可见商人聚在茶棚下，几碗粗茶，一番交谈，一桩生意便拍板定槌。

赊账、抵押、甚至以货易货，都比比皆是。

一个绸缎商可能凭老主顾的口头承诺，就先让对方拉走半船货；一个粮商可能收下对方祖传的一块玉佩作押，约定半月后还款赎物。

这种建立在熟人社会与个人信用基础上的灵活模式，使得资金周转极快，市场显得异常活跃，却也潜藏着信用崩塌的风险。

南京行宫内，气氛却有些微妙。

用过早膳，赵佶便有些坐不住了。

他对商丘的商业街市兴趣不大，心心念念的是城外几处据说景致清幽、颇有古意的山林。

他兴致勃勃地对赵桓和陈太初道：“此地既为古都，山水必有灵秀之气。

朕欲往城西龙兴岗一游，听闻岗上可俯瞰全城，或有前朝遗迹，桓儿、元晦可愿同往？”

赵桓闻言，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抗拒。

他自幼体弱，不喜跋涉，加之近来病体初愈，更觉疲惫。

而且，与父亲单独出游，难免要应对其随时可能冒出的、关于诗词画艺乃至前朝旧事的考较与感慨，这让他倍感压力。

自靖康元年，父亲仓促传位，将他推上风口浪尖，自己却欲南逃避难以来，父子之间那道无形的裂痕便已产生。

虽然后来因陈太初力挽狂澜，避免了最坏的局面，但隔阂终究难消。

他更愿意留在城中，看看这南京的市井民情。

“父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