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以唐代汉。

    甚至连一向被视为文教重地、恪守礼法的齐鲁与荆襄之地，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一些年轻士子开始在《大汉月报》上发表文章，引证上古圣王禅让、周公摄政等典故，论证非常之功当有非常之赏，试图在传统经义框架内为苏曜的超然地位寻找依据。

    当然，反对的声音也并非没有。以王子服残党、少数刘氏宗亲领袖，以及部分清流御史和一些远离商贸中心、未受西征红利的偏远郡县儒生为代表，他们仍在坚持“君臣大义”，抨击袁绍之论为“取祸之道”，警告“权臣震主，国祚不久”。然而，他们的声音在汹涌的民意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浪潮中，显得越来越微弱，甚至被斥为“迂腐”、“不识时务”。

    这场大议礼，已然超出了朝堂辩论的范畴，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民意宣泄和利益表态。

    而身处舆论漩涡中心的苏曜与万年，则对此毫不在意。

    他们此时离京半月，自洛阳东出，几乎以每天一郡的效率先赴梁再过颍、然后走南阳、江夏、庐江九江等地下江南，会见了现任荆州刺史陆康与扬州刺史卫明，然后一路直上青徐，在东莱海滨飞跃渤海海峡，到辽东襄平后休息一天后又下东南，直抵乐浪郡的首府，即后世的平壤城。

    “臣（末将）拜见陛下、唐王！”

    当地郡长田畴与乐浪将军太史慈率当地文武匆匆拜见，眼中满是震惊、惶恐与不安。

    就像苏曜之前无数次驾临各地一样，受制于距离条件限制，他们根本不知道苏曜回京以及神鸟的事情，突然见到苏曜携陛下乘驾临，那种视觉与心理上的冲击自是无与伦比。

    而当万年将最近发生的情况，包括大议礼之事的缘由告知众人后，他们就更是震惊与困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