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陛下！痛切之处，尤在与两宋相较！”

    《宋会要辑稿·盐货》中记载，两宋盐法虽有弊，然其‘盐课专卖之利，半于田赋’，元丰年间（宋神宗），天下盐课竟达二千二百万贯！”

    “彼时铜钱白银比价虽时有波动，然一贯钱大抵合一两白银。宋人岁入盐课二千余万两银啊陛下！而我大明”

    他手指颤抖：“纵是万历初年太仓充盈之时，盐课也从未破三百万两！”他惨笑一声：“今年却连五十万两都收不上！这是何等悬殊！”

    “至于商税，两宋之收更是丰盈，《文献通考》有载：北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天下课利（主要即商税）岁入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

    南宋偏安一隅，仅临安（杭州）一府城北税务，岁入竟达百万贯之巨！”他指着户部账簿：“而我朝，永乐全盛之世，全国商税总计也不过百万两有余。隆万以降，逐年递减，去岁……”他艰难吐出数字：“三十五万七千两！连仁宗时北宋的零头都不足！”

    “此非国力盛衰之别，实为国策歧路！”毕自严声音已近嘶哑，官袍下的脊背因激动而震颤：“宋室不耻言利，无‘天子不与小民争利’之清谈！其鼓励通商，设市舶司于泉州、广州、明州（宁波），岁入巨万！其城关征‘住税’（交易税）、水道征‘过税’（流通税），制度严密，执行较力！虽有胥吏扰民，然大弊未生！”

    他猛地抬头直视皇帝，目光如炬：“而在我朝，陛下，商税竟被视为‘末技小利’，士大夫耻言征税，视税吏如贱隶！税关或被裁撤，或被官绅视为私产！”

    “官员征税不力，考课不查；胥吏征收，则唯以敲骨吸髓为能事，正税十不存一，民怨沸腾！更有官绅、太监、豪强把持市镇关津，明夺暗抢，不纳一文税赋！

    我大明江南市镇、运河沿岸，富庶繁华远迈汴京临安，商贾云集、百货辐辏之景象，不下《清明上河图》！然，这泼天的富贵、流淌的银钱，朝廷竟沾手不得？竟涓滴不入太仓？此非天灾，实乃人祸！”

    随着毕自严将宋明两朝这触目惊心的盐税、商税收入差距赤裸裸地摆在御案上，并将根源直指制度优劣与国策导向，暖阁内的空气仿佛被彻底抽干！

    那熊熊燃烧的炭火也失去了温度，只有毕自严嘶哑的声音，如同历史审判的丧钟，在这小小暖阁中回荡！

    宋朝能靠商税盐利支撑巨额的军费、养兵百万、供养庞大的官僚体系、甚至在丢失半壁江山后还能苦苦支撑，而大明，坐拥远超南宋的人口、疆域和（至少是潜藏的）更繁荣的商业流通，其财政汲取能力却衰败至斯！这是何等的失败！何等的讽刺！

    那三百万两的库存，九边如海的欠饷，西南平叛的缺额……在这一刻都找到了最根本的答案——不是国家贫弱，而是国家无力收取自己应得的财富！巨额的财富，在皇亲国戚、权贵士绅、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截留中，在制度性梗阻的泥潭里，化作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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