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为卫士&#34；，并&#34；阴募四方骁勇&#34；，这些举动明显是在针对秦王李世民集团。

李纲看在眼里，已察觉太子&#34；渐近宵小，疏远正人&#34；，再次当庭劝谏道：&#34；昔汉武帝因江充谗言酿成巫蛊之祸，隋文帝听信杨素谗言废黜太子勇，谗佞之害甚于刀兵。&#34；

但李建成听后，表面&#34；改容称善&#34；，内地里仍然继续纵容齐王李元吉等人构陷秦王李世民。这种表里不一的态度，最终导致李纲心灰意冷，于是，他在619年九月底首次向朝廷提出辞呈。

唐高祖李渊看到李纲要辞职，拍案怒斥道：&#34；当年你在潘仁这等贼寇麾下任长史尚不觉羞耻，如今反而不愿做朕的尚书？更兼太子辅弼重任在肩，为何执意求去？&#34；

高祖李渊所说的潘仁出身关中鄠县（今陕西户县），隋末大业年间（605-618年）借隋朝控制力衰弱之机，逐步发展为地方武装势力。其活动轨迹折射出隋末乱世中地方豪强的典型生存策略。

隋末大业十二年（616年），关中地区在隋炀帝暴政下陷入深重危机，史载&#34；百姓困穷，财力俱竭&#34；。作为京畿要冲的鄠县（今陕西户县），因赋税苛重成为反抗浪潮的焦点。在这场动荡中，潘仁势力的崛起颇具代表性。关于其身份，《资治通鉴》称之为&#34；鄠县贼帅&#34；，《册府元龟》却记载为&#34；土豪潘仁&#34；，现代学者辛德勇考证认为，此人实为利用乱世聚集&#34；亡命数千人&#34；的地方豪族，这种身份的双重性恰是隋末社会剧变的缩影。

潘仁以鄠县为根基，控制长安西南诸县，与西域胡商后裔何潘仁部形成军事呼应。其根据地司竹园&#34；周回百里&#34；，不仅是唐代重要竹材产地，更因易守难攻成为战略要地，《新唐书》记载&#34；众至数万，据司竹园为壁&#34；。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攻占鄠县县城时，其采取&#34；杀隋官，开仓济民&#34；策略，既打击隋廷统治又收揽民心。在与隋将屈突通的交战中，采取&#34；依山为垒&#34；的山地游击战术，令官军疲于应对。该部九月参与围攻长安战役时，已与李渊之女平阳公主的“娘子军”武装力量形成联合，这种军事合作预示了其日后归唐的必然选择。

义宁元年（617年）十一月，随着李渊集团入主关中，潘仁审时度势率三万部众归降，这一决策具有双重意义：既因控制长安西南门户的战略价值被李渊重视，又成为展示新兴政权包容性的政治象征。

归附后，其武装被整编为&#34；渭北道行军&#34；，潘仁本人受封正四品车骑将军虚职，实际兵权转交李渊堂弟李神通，这种&#34；授爵释兵&#34；的策略体现了唐初处置归附武装的常规手段。

据后世分析该部组织特征可见，潘仁势力的兵源以关中流民为主，混杂豪族私兵，战术上擅长&#34；倏聚忽散&#34；的山地游击，经济上依托司竹园竹林资源维持军需。虽具一定战斗力，但正如陈寅恪所指出的&#34；但求自保，无问鼎之志&#34；，缺乏明确政治纲领的局限性使其终究未能突破地域性武装的格局。

潘仁势力归唐后，迅速被边缘化，更折射出庶族武装在关陇贵族体系中的弱势地位。

该部历史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加速了隋朝在关中统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