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中原埋下伏笔。

唐朝朝廷采纳李世民方略后，展开多线部署，先是开展舆论战，令温大雅主持编纂《夏王伐郑檄》，列举王世充“弑君僭越”十大罪状，通过商旅网络在河北广为传播。之后开始进行经济绞杀，命并州总管李仲文封锁太行径，截断河北与山西的盐铁贸易。最后拿出李世民的杀手锏开展外交离间，派郑元璹出使突厥，以“许互市、开榷场”为条件，牵制窦建德的后援力量。

洺州出土的武德二年铜钱窖藏显示，此时期河北流通钱币骤减三成，印证了唐廷经济封锁的成效。而敦煌文书p.2555号残卷中的《夏使呈突厥可汗书》，更揭露窦建德为维系联盟，被迫允诺“胜郑后割相、卫二州予突厥”的隐秘条款。

这场四月危机中的战略抉择，深刻影响了后续战局走向。李唐以“缓攻待变”取代正面强攻，成功将中原战场转化为消耗夏、郑政权实力的泥潭；而窦建德为争夺正统名分卷入洛阳战局，最终背离了“深根固本”的立国初心。当突厥使者带着始毕可汗“秋高马肥时南下”的承诺离开洺州时，河北平原的麦浪间，已隐隐传来天下归唐的历史跫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