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成为连接南阳盆地与洛阳盆地的战略捷径，邓州势力经此道北上可朝夕至威胁东都，这正是王世充政权对邓州易帜深感震恐的地缘根源。

王世充在五个月前（武德三年三月）攻克该城后，虽委任有刺史镇守，然《旧唐书》《新唐书》皆未载这位刺史姓名，足见其统治根基在当年已非常薄弱，不值一提。

这位无名刺史赴任仅五个月即遭城内豪强擒获，暴露出王世充郑政权对地方控制力的严重不足。

而动反正的&0t;豪右&0t;虽未留名青史，但从其能迅控制州城来看，当为掌握乡兵部曲的地方大族。

八月十五月圆夜，邓州城东坞堡骤然升起九盏赤红孔明灯。

城内地方豪强率三百庄客扮作献礼队伍混入王世充设立的刺史州衙，八名壮汉抬着的&0t;中秋贺礼&0t;木箱轰然炸裂，跃出的竟是两名披甲死士。

王世充任命的刺史正在庭中接待来宾，手中银杯尚未放下，咽喉已被死士淬毒袖箭贯穿，这位刚从洛阳赴任的刺史至死仍紧攥着半块胡麻月饼。

当这位倒霉的刺史尸体倒地之时，城南粮仓突然烈焰冲天，这是反叛的豪强与唐军约定的归降信号。

五个月前王世充破城时埋藏的六千石军粮，此刻化作了照亮唐骑入城的烽火。

此时距李世民准备动洛阳围城战尚有两个月，邓州反正犹如一柄利刃插入了郑国腹地。

自洛阳向东南经广成关至邓州，沿途汝、鲁诸县皆在郑军控制下，但邓州易帜使得这条防御链出现致命缺口。

唐军可经此直接威胁南阳盆地，与武关道唐军形成夹击之势。

王世充为应对危机，不得不分兵加强南线防御，这为后来李世民在洛阳战场的决胜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场看似地方性的反正事件，实为中原战略格局转变的重要节点。

又过了两日（八月十七日），梁师都集团驻守的河套平原上突然扬起唐军旌旗。

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载，梁师都部将张举率千余精兵自石堡归降，这座位于夏州东境（今陕西横山区东北波罗堡附近）的军事要塞易手，标志着唐朝对朔方割据势力的战略挤压取得突破性进展。

张举其人虽在两《唐书》中未有专传，然据《元和姓纂》《新唐书·梁师都传》残存记载推断，其当为朔方豪族出身，隋大业末随梁师都起兵于雕阴郡（今陕西绥德），因骁勇善战累迁至镇守河套东大门的石堡守将。

其所驻石堡雄踞无定河北岸，控扼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与胜州（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间要道，与西侧梁洛仁镇守的银城（今陕西榆林鱼河堡）形成犄角之势。

这场看似普通的边塞守将投诚，实暗含隋末朔方军政格局的特殊性。

梁师都政权以&0t;大度毗伽可汗&0t;之名联结突厥，其麾下将领多具胡汉双重身份。

张举作为汉姓将领能镇守河套要冲，侧面印证其家族在朔方汉人部众中的影响力。

张举镇守的石堡据点归降后七日，史载&0t;突厥遣师来会梁师都&0t;，可见此举迫使梁师都加向突厥求援。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张举部归唐打通了延州（今延安）北出河套的通道，为次年段德操破梁师都于夏州的战役预作铺垫。

此石堡虽非天宝年间与吐蕃血战的河湟石堡城，却在初唐统一战争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既是胡汉势力交织的缩影，更是中原王朝重整北疆秩序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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