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基层的人员管理、税收管理明确化。然而，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人口登记工作量巨大，负责皇权统治的基层——县，人手有限，压力巨大。洪武时期，朱元璋对官员极度严厉，对于偷奸耍滑的官，一点儿也不手软，所以那段时间的黄册编制工作，还算是落实到位，统计数字也大致可信。

然而，之后各朝视皇帝的重视程度不同，黄册的编纂要么应付了事，要么干脆中断。从一些记载数字可以看出，有的县，几十年来上报人口分毫不差，没多一人，与没少一人。这很显然是官员偷奸耍滑，随便编个数字应付差事。而朝廷、皇帝关心的是相对变化，只要不比之前少了就行了，而真实的数字到底是多少，他们不关心，这样的心态导致人口登记流于形式。

根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人口数口，弘治四年（1491年）人口数口，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数口。从明初经过了差不多两百年，人口居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可见人口登记全是表面功夫。

朱元璋进行人口登记的重点是税收和限制流动。人口登记工作，将百姓分为不同的户籍，譬如民户、军户、匠户和灶户。前面三个很好理解，所谓灶户就是以煮盐为业的人户。这四种户籍中，最为复杂的就是匠户，根据不同的行业，还可以细分到泥瓦匠、木匠、纺织、印刷等等。

这样的户籍规定，当然不是为了让老百姓都有一技之长，而是为了朝廷的赋役，目的是确保军队补给与政府差役的完成。自古以来，朝廷的用度都出自百姓，要么来自农作物征收、商品税收，要么来自劳动力使役。

明代的这种匠户的划分，为的就是劳役的承担。朝廷要修宫殿、疏通运河、打造战船等等，这类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工作，很大部分可以由一般的民众或者军人承担，但其中的技术性工作，则必须由有一定手工业技能的匠户来担任。

可是这种匠户的分类并不是按人，而是按照户来分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家庭所从事的行业是时代继承的。一个人出生在什么样的户籍家庭之内，他就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朝廷只要能够征召到足够的工匠，完成既定的任务，它并不关心匠户的后代对于所归属的职业是否感兴趣，是否擅长这一职业。当然，只要能够满足朝廷的使役，它也不关心一户之中其他成员，不干涉他们做事的自由。同时，在实操过程中，代役也是可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