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能臣干将的摧残、对战略时机的贻误、对财政民力的竭泽而渔。

否则以大明深厚的根基，即使内忧外患深重，也未必不能如南宋故事，退守江南，划江而治，延续国祚数十载。

最不济，也能争取到更体面的转圜之机，而非在甲申年以北京城破、君王死社稷的惨烈方式骤然落幕。

耐人寻味的是，在历史的评价中，崇祯皇帝却并未与历史上那些公认的昏聩亡国之君，如秦二世、隋炀帝、宋徽宗并列。

究其根本，那煤山寿皇亭旁一棵老槐树上悬下的一根绳索，成为了他历史形象最关键的转折点。

当李自成的烽烟逼近紫禁城，他没有选择逃跑或投降，而是以“君王死社稷”的惨烈方式，实践了“天子守国门”的祖训。

这决绝的自缢，带着浓烈的悲剧色彩，极大地冲淡了他作为统治者的过失。

后世史家在“同情”与“忠烈”的滤镜下，往往倾向于强调其“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的无奈，对其执政期间种种致命的失误则相对“宽容”。

试想，倘若崇祯在城破之时选择了苟活南逃，或屈辱投降，那么后世史笔对其的评价，恐怕将与其实际作为更为相称——一个志大才疏、刚愎急躁、亲手葬送了大明最后生机的亡国之君。

那根绳索，在物理上结束了他生命的同时，也在道义上为他挽回了巨大的、与其实际政绩并不相称的“身后名”。

不过从今天开始，首辅周延儒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因为他们那个沉湎于夏国制度的天子已经醒来，那个勤政爱民、事无巨细、宵衣旰食，精明能干的大明天子已经被王承恩唤醒，大明的春天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