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现象更主要的还是体现出当下大唐在人事领域的形势之严峻。

    首先朝局中宰相们无日不斗，使得诸司京官们也都人人自危，其次选人越来越多、选情也越来越严峻，一旦在职官员们考课不利，在如此严峻的铨选环境下自然竞争力锐减，想要再竞争上岗可就难得多了。

    眼下还只是开元中期，情势便已经如此。尽管之后裴光庭上位后，一系列的选事改革虽然在评价上毁誉参半，但也实实在在缓解了严峻的铨选形势，只是在宰相好斗的时代背景下，也没能免于人亡政息。

    裴光庭去世后，多项人事任命和所执行的政策都遭到对手萧嵩的叫停。

    之后的张九龄、李林甫等，在人事问题上也都没有什么亮眼的举措，而李林甫甚至还嫉贤妒能的玩起了野无遗贤的烂活儿，这就造成了人才上升渠道的堵塞和人才的大量流失。

    这一时期又适逢边事大兴，诸边节度使力量急剧膨胀，那些上进无路的时流在朝廷当中获取不到位置和归属感，只能投赴边镇寻找机会，这就奠定了一个未来藩镇割据的人事基础。

    前车后辙，这世上许多事情就是犬齿交错、环环相扣，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尤其大唐这样一个大一统政权的中衰，其内部各种问题必然都存在一个逐步发展、积累势能的过程。

    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迎来了安史之乱的矛盾大爆发，但是各种社会问题的发展进程与势能累积仍然不尽相同，有的问题爆发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有的则因为危机的来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纾解与宣泄、变得不成问题。

    那么，决定了大唐帝国不能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张岱作为一个后来人的视角，对此倒也略有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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