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职于奥地利军事情报局的克莱因教授一行人最终还是被释放了回来，虽然他们一个个面容憔悴，神情恍惚，但至少保住了性命。事实上，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奥地利的所谓“学术交流人士”被奥斯曼帝国逮捕了。这些打着地理学家、文学研究者、历史学者、科学家等各式各样头衔的“交流人士”几乎每个月都有人被捕。光是1866年7月份就有七人被逮捕，其中六人在奥地利外交部的强力交涉之后，被不情不愿的奥斯曼当局放了出来。

只有一个倒霉鬼——维也纳大学的一位植物学副教授（这是真的），据说是在被抓之后因惊吓过度，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奥斯曼监狱的潮湿牢房里。没有人知道他临死前经历了什么，只有一份模糊不清的死亡证明和一句冷冰冰的“自然死亡“。

他这一死，做的贡献可太大了，这给了奥地利外交部的把柄，给了奥地利外交部一个绝佳的把柄，立刻对奥斯曼帝国展开了猛烈的外交攻势。维也纳的外交大臣亲自致函君士坦丁堡，声明措辞严厉：

“我们无辜的公民，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竟无缘无故地死在贵国的监牢里！这是对文明世界的公然挑衅，是对学术自由的粗暴践踏！”

与此同时，从1866年下半年开始，奥地利和俄国境内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抹黑宣传逐渐增多。当然，严格来说也不算完全是抹黑——奥斯曼帝国的确做过不少令人发指的事情，从对基督徒的迫害到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从腐败的司法到落后的治理。奥地利和俄国只是把这些事实挑出来，添油加醋，然后大肆宣传而已。

而且，谁让奥斯曼是个异教徒国家呢，在基督教占主导的欧洲大陆上，很少有人会为穆斯林政权发声。即使有，也会立刻被贴上“叛徒“的标签，你一定是收了土耳其人的贿赂！50万里拉？不对，肯定是500万里拉！

哈布斯堡家族在英法普等其他欧洲国家也购买了一些企业，其中也包括不少有影响力的报纸和出版社。虽然这些媒体不像国家直接控制的宣传机器那样言听计从，但有了金钱的驱动和政治的压力，它们也开始积极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舆论战中。

各大报纸的头条争相报道奥斯曼帝国的曾经或者虚构的“暴行”：

“残暴的奥斯曼人亲手砍下了基督徒的头颅！”

“近东战争的罪与罚，俄国人真的有错吗？”

“沦陷的圣地，百年来耶路撒冷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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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道像一场精心策划的交响乐，各有侧重却又彼此呼应，目的只有一个：掀起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的普遍仇视。在普通欧洲人看来，这些报道或许并不特别，只是日常新闻的一部分。但在那些了解国际政治的人眼中，这样的舆论攻势绝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预备行动。

“这是在为什么铺路？”法国外交部的一位资深官员在私人信件中写道，“这是维也纳政府要做的吗？哈布斯堡想要什么？巴尔干？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真的要开启新的大战吗？”

欧洲列强们开始紧锣密鼓的开启了外交行动，外交官们忙来与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伦敦、巴黎、里斯本、伊斯坦布尔之间，火药味越来越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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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各国政府察觉到了不对劲，事实上很多民众也意识到了风云的变化。

克罗地亚的奥托查茨村，阳光穿过破旧木屋之间的缝隙，洒在村口一间简陋的小酒馆里。

完成小学义务教育之后就回家帮忙干农活的青年佩里西奇正和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聚在一块。他们围坐在一张磨得发亮的木桌旁，一边喝着据说是从巴伐利亚运来的大麦啤酒，一边啃着半硬的黑面包和几块廉价饼干，吹着只有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