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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成城破后，大宋高丽制置使吴用以制置司名义连发两道命令：

    其一，查抄城中所有官产及达官贵胄、士绅豪门、豪商巨贾的家产，尽数充公并运回东京汴梁城；

    其二，特赦全城奴婢为良人，宣读大宋皇帝帝赵俣的圣旨，也就是：严禁任何人阻拦奴婢从良，违者格杀勿论。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两道命令背后，是大宋为高丽埋下的一场血流成河的变革伏笔。

    这清晰地展现了大宋对高丽的战略布局，即：大宋选择彻底解放高丽奴婢，抛弃高丽贵族阶层。

    赵俣的这两道圣旨则是彻底点燃了高丽贵族与高丽奴婢之间的矛盾，且这种矛盾毫无调和的可能。

    要知道，在高丽贵族的认知里，奴婢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是家族财富与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宋解放高丽奴婢，等同于剥夺高丽贵族的核心财产；查抄家产与后续的公审，则更是要将高丽贵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明眼人全都能看得出来，公审规则完全偏向高丽平民与高丽奴婢，只要后者认为高丽贵族有罪，高丽贵族不仅自身难保，家族男丁也会沦为罪人，女眷还会被打入教坊司沦为人尽可夫的妓女。

    这对世代享受特权的高丽贵族而言，是无法接受的灭顶之灾。

    而对于高丽奴婢来说，这是改变其命运的唯一机会。如果，大宋打下了高丽，他们将彻底获得自由，还能参与对贵族的公审，这种“翻身做主”的诱惑，让他们必然坚定地站在大宋一边，积极对抗曾经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