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的诚信，远非寻常商号可比，民间及海外商户肯定更愿信之，即便与大宋钱庄同处口岸，皇家钱庄凭此信誉，也能先行试凭经营放贷：工坊有新织机、矿场有新冶法，不必仅以田宅为押，只需核算其产能、订单，便可以预支款项。大宋钱庄碍于“官办”的身份，难免会担心“滥贷”之责，皇家钱庄则可借“皇家背书”试错，为后续金融改良探路。

    二、皇家钱庄可牵头设“保险”、“证券”之制：海商出海，向钱庄纳小额钱财，若遇风浪船损，钱庄按约赔付，此为“保险”，可解海贸之险；大工坊欲扩规模，可由皇家钱庄代发“股券”，百姓购券后，按工坊盈利分利，此为“证券”，可聚民间散钱办大事。这些新制非大宋钱庄所能轻易推行，皇家钱庄出面则名正言顺，且能借皇家资源整合商户、工匠之力，使制度落地更顺。

    三、大宋钱庄自恃官办，少求变革、发展之心；若皇家钱庄以新制、新规与之并行，民间再获设钱庄之权——民间钱庄或凭地缘之熟，或借与商户之亲，可创更灵活之利率、更简之汇兑流程，也有其自己的优势。三者共存，必定会产生竞争的关系。朝廷的大宋钱庄为保其地位，需学皇家钱庄的“凭经营放贷”，仿民间银行的活络；皇家钱庄恐民间钱庄夺其利，需精进保险、证券之制；民间钱庄欲立足，需在信誉、效率上赶超官办与皇家。如此循环，旧钱庄之僵、放贷之隘、体系之缺，自会随竞争渐次消解。

    至于皇家钱庄与大宋钱庄之界限，需分明：大宋钱庄仍循旧制，掌基础汇兑、官商借贷，为稳金融之基；皇家钱庄则主创新，试新制、补空白，为破旧局之锋。民间钱庄则听其自兴，凡合规者皆许其立，任其在利率、服务上各展所长。

    总之，三者既各有定位，又相互牵制，自能渐次脱离“官办独断”、“民间无门”之旧态，向后世现代金融机构之形演进。

    届时，钱流如活水，可灌矿场、工坊、海船之需，大宋拓土、兴业之资，自可不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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