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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赵俣登基之初，赵俣就明白，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皇帝个人的钱和国家的钱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这可不是细枝末节的区别，而是皇帝做事的根本。

    历史上明朝的皇帝，常被“内库没钱、国库也缺钱”困住：洪武年间虽设了内承运库存皇帝的私钱，但后来常以“国家用度不够”为由挪用，到万历朝想收矿税补内库，反而引发民变；崇祯帝让大臣捐款充军饷，结果“内库空、国库也空”，最后国家都亡了。

    这都是因为皇帝没固定的私人产业，但凡有个人开销或紧急事情，都得靠户部拨款，既受大臣“节约用度、体恤百姓”的劝谏约束，也难办灵活的事。

    再看历史上的清朝，自从满清入关后就设了“内务府”专门管皇帝的私产。其来源很广：京郊皇家庄园的年收入、盐务部门的孝敬、关税的盈余，甚至粤海关采购的外国货变卖的钱，都不进户部，直接供皇宫用。

    所以，乾隆修圆明园、建承德离宫，虽花了很多钱，却不用动户部的正经款项；慈禧修颐和园时，虽也挪过海军经费，但内务府管的当铺、商号常年有收入，已够其日常大额开销。

    因为有私钱做基础，清朝的皇帝做事就少了“动用国库”的名分束缚，既能从容办祭祀、赏赐这类私事，紧急时还能用私钱补国家用度。

    比如康熙平定三藩时，就从内务府拨了三百万两白银充军饷，这既显了皇帝和国家共进退的态度，又不用让户部加征赋税，百姓也没意见。

    赵俣熟悉这些历史，自然懂这里的关键。

    在赵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