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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原本专属于盲人安全通行的道路，变成了自已可以随意转向、不顾后果的“普通路段”。

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盲道的使用规则，更直接增加了姚大爷这种视力残疾人士的通行风险。

可以大胆主张，正是对方这种改变盲道使用用途的过错行为，才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他的过错，远大于姚大爷在视力受限情况下，未能“及时避让”的所谓过错。

张伟脑中飞速盘算着。

但是，他也清楚，这种案件，法理的天平往往会不自觉地向“结果更严重”的一方，也就是受伤的一方倾斜。

虽然在常理认知中，姚大爷作为视力残疾者，无疑是弱势群体。

可是在法庭上，那个摔倒受伤，拿着医院诊断证明和各项费用单据的行人，在法官眼中，可能就成了需要“优先保护”的受害者。

打二审，最理想的结果自然是彻底翻案，判姚大爷无责。

从法理上看，确实存在这样的空间，并非天方夜谭。

但实际操作中，难度极大。

更大概率的结果，是二审法院对责任比例进行重新划分。

比如，将姚大爷的主责，改为次责，甚至同等责任。

这样一来，赔偿金额确实能减少一部分。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这个案子的总赔偿金额是两万六千元。

即便责任比例大幅降低，比如从70%降到30%，姚大爷也还需要支付近一万两千元。

少赔的这一万多块，能覆盖律师费吗？

还有姚大爷为此付出的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呢？

这笔账算下来，对姚大爷而言，未必划算。

张伟的眉头，锁得更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