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元年（317年），段匹磾在部下的挑拨下，以“谋叛”的罪名逮捕了刘琨。

此时的刘琨，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在狱中写下了《重赠卢谌》一诗，这是他生命中最后的绝唱，也是西晋文学史上最悲壮的诗篇。

诗中“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道尽了他壮志未酬的遗憾，“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抒发了他对时光流逝、命运无常的感慨，而“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一句，则将英雄末路的悲怆与无奈推向了极致——曾经那个闻鸡起舞、横刀立马的勇士，如今却沦为阶下囚，一身傲骨在现实的碾压下，竟变得如此柔软。

这首诗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发自肺腑的真情，每一个字都浸透着血与泪，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英雄悲歌”的典范。

太兴元年（318年），刘琨被段匹磾缢杀于狱中，时年四十八岁。

他的死，标志着西晋在北方最后的抗胡力量彻底覆灭，也为那个乱世增添了一抹悲壮的色彩。

当他的死讯传到南方时，东晋朝廷虽追赠他为侍中、太尉，但也只是对这位“孤臣”的迟来认可——他用一生守护的晋室，最终还是放弃了北方的土地，偏安于江南一隅。

刘琨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有匡扶社稷的壮志，却生逢乱世；他有坚守到底的勇气，却孤立无援；他有文武双全的才华，却最终壮志未酬。

但正是这份悲剧性，让他的形象超越了时代，成为中国文化中“英雄”的重要符号。

从历史维度来看，刘琨是西晋末年“北方抗胡”的代表人物。

在士族纷纷南迁、朝廷放弃北方的背景下，他选择逆流而上，以一人之力坚守并州十年，为北方百姓提供了最后的庇护所。

他的抗争，虽然没能改变西晋灭亡的命运，却延缓了胡族南下的步伐，更在北方汉人心中种下了“坚守故土”的种子。

后世的史学家评价他“以孤立之身，介居群胡之间，志存本朝，崎岖艰阻，百折不回”，这份“百折不回”的精神，成为后世仁人志士在国难当头时的精神坐标。

从文学维度来看，刘琨的诗歌是西晋文学的“转型之作”。

西晋初年的文学，以“太康体”为代表，追求辞藻的华丽与形式的工整，内容多为宴饮、游赏之作，缺乏现实关怀。

而刘琨的诗歌，则彻底摆脱了这种浮艳的文风，以“苍凉悲壮”为基调，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兴亡紧密结合，开创了“乱世诗风”的先河。

他的《重赠卢谌》《答卢谌诗》等作品，不仅是他个人生命体验的记录，更是那个时代的“诗史”，对后世的陶渊明、李白、杜甫等诗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白曾在《赠何七判官昌浩》中写道“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

平明空啸咤，思欲解世纷。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

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字里行间可见刘琨“闻鸡起舞”精神的影子；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写下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与刘琨诗中的“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更是跨越千年的精神共鸣。

从文化维度来看，刘琨的“闻鸡起舞”与“胡笳退敌”两个典故，已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

“闻鸡起舞”代表着“励志图强”，激励着无数后人在困境中磨砺意志、奋发向上；“胡笳退敌”则代表着“智慧与勇气的结合”，告诉人们真正的英雄不仅要有匹夫之勇，更要有运筹帷幄的智慧。

这两个典故，早已超越了历史事件本身，成为中国人价值观的一部分——它们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困境，都不能放弃希望；无论面对何种强敌，都要坚守心中的信念。

在今天，当我们回望刘琨的一生，或许会为他的壮志未酬而惋惜，但更应该铭记的，是他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