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直到过午时分，沈斌才将两家的诉求理由堪堪理清。

    通过调阅了更早的鱼鳞册，这块儿土地原本在更早的洪熙三十一年，就已偷挪过界碑，属于比较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

    因为事涉土地归属，将近三四百亩土地，利益重大，因此争端绵延十余年，经历四任县令。

    当时的县令，根据杨集村和张王庄的人口增减情况，就多判给了杨集村一些，这本身也是符合大景朝廷关于严格执行永业田与户丁增减挂钩的政策。

    但双方并未满意，张王村认为吃了亏，而后谷河三年，暴雨挪动了土地界碑。

    张王村趁势发难，而时任县令认为杨集村先前的偷挪界碑行为，已然触犯大景律令，又依仗武力，欺压村邻，在夏秋两税中也屡屡有不配合之举。

    遂心生厌恶，按三十一年前的鱼鳞册，将界碑重新挪回。

    可以说带有典型的一任官员有一任的行事风格。

    沈斌沉吟片刻，沉声道：“土地一分为二，以后不能再起争执。”

    此举似乎得基层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真传，但其实另有原委。

    基层治理的要义就是——定分止争，无讼是求。

    不要将事情闹大，不要给上面添麻烦。

    但两边儿似乎对沈斌的处置，都有些不满意。

    造成既成事实的杨集村，更是有些不服。

   &n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