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装力量，是我们苦难百姓的敌人。

    这一点，大是大非，绝不能含糊！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行为，模糊对整个蒋伪政权、伪军反动本质的认识。”

    “第二，功过是非要具体分析，证据是生命线。” 他话锋一转，强调调查核实的重要性，“对于那些确系在抗战期间，因从事有利于抗日民族解放事业的具体行动，

    如传递重要情报导致日军重大损失、营救我被俘人员、策动反正起义、在战斗中直接打击日伪军等而暴露身份，

    并因此被日伪当局杀害的人员，其抗日行为是客观存在的，其牺牲也具有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性质。但这需要确凿的证据链！口说无凭，道听途说不行！”

    “第三，要严格区分‘反正起义后牺牲’与‘在伪军身份下牺牲’。”他明确区分，“对于已经公开宣布反正起义，加入抗日武装后牺牲的人员，毫无疑问是革命烈士！

    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是那些尚未脱离伪军身份，但在其身份掩护下进行抗日活动并牺牲的人员。（除46年～49年战争特殊时期）”

    “第四，要高度警惕，防止扩大化和历史虚无主义。”他严肃警告，“绝不能将追认范围扩大到一般伪军人员，更不能因为时间久远、资料缺失就降低标准，搞‘大概齐’、‘差不多’。

    否则，就是对千千万万在正面战场、在敌后根据地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抗日英烈的亵渎！也会引起广大抗日军烈属和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第五，社会影响和群众感情是重要考量。”他补充道，“我们必须考虑到，许多群众，尤其是直接遭受迫害、有亲人牺牲在他们手中的群众，对此类人员怀有深刻的仇恨。处理不当，极易伤害群众感情，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