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哪位儿女在至亲离世时不想回去送最后一程？

    强留之下，即使人留在矿上，心中那份悲痛和遗憾能轻易放下吗？”

    陈朝阳的声音低沉下来，带着一种人性的关怀：

    “带着这样的情绪下井，精神容易不集中，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能不能探索更人性化、也更科学的办法？

    比如，在任务节奏允许的窗口期，能否建立一种紧急事假制度，给予工人短期但又有保障的假期，让他们能回去处理家事，尽到孝道？

    让他们了无牵挂地回来，才能更安心、更专注地投入工作。

    这既体现了组织对工人个体的关怀，从长远看，也更有利于队伍的思想稳定和生产安全。

    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得更好，其中就包括了精神上的慰藉。”

    最后，谈到“自愿降薪”这个最敏感的话题时，陈朝阳摇了摇头，脸上露出明确的不赞同，但语气依旧是与他们商量的口吻：

    “至于这个自愿降薪……马矿长，孙书记，许我直言，这个例子，我认为需要非常谨慎地对待，甚至不宜作为典型广泛提倡。”

    他稍微加重了语气：“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讲究的是‘按劳分配’。

    工人同志们付出辛勤的劳动，获得应有的、合理的报酬，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是国家政策明确保障的。

    工资收入，是工人养家糊口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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